有不少朋友想做翻译，又不了解情况，经常会问我关于翻译的问题：翻译好不好做，会不会有什么困难，等等。我虽然**近几年没有翻译过书了，但基于之前积攒的经验，还是可以给出明确建议：翻译难做。

　　这条建议时常会遇到质疑。许多朋友会说：我虽然没有做过翻译，但我看英文没啥问题。翻译，不就是看懂英文转换成中文嘛。为什么你说那么难?

　　这么说的人，往往没有译者体验，只有读者体验，所以翻译无非是让读者从“读原文”变成“读译文”。如果真的当过译者，翻译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起码，下面几大困难是任何译者都躲不掉的。

　　60%覆盖不了30%

　　据我观察，普通人读一本书，充其量只看懂了全书内容的30%。许多时候甚至连30%都不到，**后有印象的只有一些有趣的故事、结论。叙事文本中大段的铺垫、描摹，说理文本中大量的论证、辨析，往往被读者所厌烦，好一点的也是一带而过。

　　这并不是读者不想多读一点，多懂一点。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要再多看懂一点、多理解一点，花的时间要大大增加。大家可以回忆中学的古文课，大学的经典阅读课，老师带着大家逐字逐句地阅读、解释，既消耗精力，记住的也不多。不只文学文本是这样，说理文本也是这样。记住结论相当简单，记住推理过程则麻烦许多，能自己复原整个推理过程，对一般读者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挑战。

　　我们没法强迫读者花更多工夫，因为如何读、读懂多少，这是读者的权利。但是译者的责任不同，译者的理解范围往往是读者理解范围的上限。译者看不懂推理、搞不清辨析，只能囫囵吞枣硬译。读者读到这段诘屈聱牙、支离破碎的译文，只会觉得莫名其妙，未必能得出结论。

　　为了让译文读者的收获水平和原文读者保持相同，译者不得不花大量的功夫，加深自己对原文的理解。所以身为译者，许多文字不是“一路看过去”就好，而是必须反复推敲、琢磨。

　　比如这么个句子：“完整交互总共需要传输100K的数据，目前已经传输了50K，所以要关心的只有50K数据”。普通读者或许不觉得有问题，或者根本留意不到歧义，译者却必须搞清楚，后一个“50K”到底是“已经传输的50K”，还是“剩下没有传输的50K”，否则肯定会有部分读者有困惑。

　　这类问题只有一部分可以通过阅读上下文来判断，还有相当部分是不能靠上下文来猜测的。运气好的，可以直接联系原作者询问。运气不好的，就只能自己瞎蒙了。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往往就要消耗译者大量的时间。

　　还有一类问题，估计是译者怎么努力也“理解”不了的。我在《程序员身上的异味，你会直接告诉他吗?》中提到过，在我翻译《成为技术领导者》的时候，我虽然能这段文字翻译出来，但根本不理解作者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告诉程序员他手上有异味”会成为一个问题。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段译文，虽然逐字逐句挑不出太多毛病，但我没理解，所以译文其实不通透。

　　更麻烦的是，即便译者花费了大量时间，把自己对原文的理解提升到了60%，读者也可能根本感受不到。因为不同的读者所理解理解的30%各不相同。运气好的，读者的理解是译者理解的子集。运气不好的，读者的理解是译者的理解没有交集。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争执：读者说译本很烂，译者感到委屈，自己已经花费了很多心力了，读者只抓住几处疏漏发难。背后的原理就在这里：译者费尽心思得到的那60%，完全盖不住读者的30%。

　　60%覆盖不了30%，这是译者的无奈，也是译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一支笔画不出百样色彩

　　即便译者倾尽全力，**理解了原文，仍然会让读者不满意，因为译文剥夺了读者的“解释权”。

　　什么是读者的解释权?简单说，就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原文里怎么写的，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和想象，大家都有按照自己的体验、经验、想象去理解原文的权利。

　　译者却不同，译者首先是读者，他对原文当然有自己的理解，这是作读者的权利。另一方面，译文的那“一千个读者”仍然期望看到一千个汉姆雷特。然而这时候，译者的理解已经熔铸在翻译里，印刻在译文中，针对原文的众多解释和想象就此消失了。挑剔的读者，尤其是能读原文的读者，往往会感到不满意。

　　仍然举上面那段“传输数据”的文本的例子。在我看来，可能产生误解的根源在于原作者举例时不够仔细。如果我是作者，我不会说“完整交互总共需要传输100K的数据，目前已经传输了50K，所以要关心的只有50K数据”，而是改为“完整交互总共需要传输100K的数据，目前已经传输了60K，所以要关心的只有40K数据”，避免出现误解。

　　但只有身为作者，这种改动才可以理直气壮，译者没有百分百的理由和权利去修改原文。对这样的修改，许多读者并不买账，因为它“不忠于原文”。

　　我在讲翻译时曾写过，英文里的许多a其实只是语法需要，一律翻译成“一个”反而显得累赘。比如“每个地方都有一位负责的人，一个县应当有一位县长，一个市应当有一位市长，一个省应当有一位省长”就很累赘，地道的说法是“每个地方都有个负责人，县有县长，市有市长，省有省长”。

　　觉得没问题，对吧?我们看看更复杂的例子：“他好像一个独翼的天使，矗立在一张门前，死死盯住远方的一棵树”。按照上面的逻辑，更好的翻译似乎是这样的：“他好似独翼的天使，矗立门前，死死盯住远方的树”。

　　这个例子得到不少人的赞同，但也有不只一人反对，理由是“原文里连续出现的a，原作者应当是有特别用意，要表达孤单的感觉，一律去掉，反而改变了原文的韵味”。这种说法有道理吗?不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严格照原文翻译也有不少读者反对，理由是过多的“一个”完全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在译者，而在翻译。毕竟，原文的解释和想象的权利完全属于原文读者，一旦进入翻译，就必然剥夺一些针对原文的解释和想象。同样一段文字，你看来平淡无奇，我觉得微言大义，他认为别有所指。这种分别很微妙，较真就容易吵起来。但是，又没有绝对的、客观的对错标准，因为个人的理解本来就可以不同。所以文艺理论才会说，作品一旦写成，它就与作者脱钩，完全存在于读者的理解和阐释之中。

　　鲁迅先生写过：我家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不直接说“两颗都是枣树”?这些问题历来争论不休，不同人有不同理解。我估计就是鲁迅先生再世，未必也能给出大家信服的答案。译者如果遇到这种句子，无论怎么翻译，都得不到全部读者的认同。

　　一支笔画不出百样色彩，这始终无解的难题，是译者的宿命。

　　一张口难吃百家饭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汉姆雷特”，说的是读者的理解各异。其实除去读者的理解，原文涉及的领域也可能包罗万象。同样的概念，在一千个领域可能有一千种名称。不了解领域的行话，给不出“接地气”的说法，就会给读者感觉“出戏”、“外行”，这也是译者面临的难题。

　　比如specification，IT领域通常翻译为“参数指标”，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涉及到某些工业领域，就必须摇身一变，行话叫“规格说明”。具体到军工系统、武器制造，又得改头换面，叫做“性能诸元”。如果译者不了解这些，造出“火炮性能参数”，或者“软件系统规格”，读者就容易有意见。

　　再比如range，一般翻译为“范围”。但在IT领域，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就要翻译为“近距离通讯”，进入武器系统，short range missle就要翻译为“短程导弹”，交战中的in range更是应当翻译为“进入射程(已在射程内)”。

　　实际上，在翻译中类似的讲究很多，而且这类讲究没有固定规章可循，全凭译者平时留意。

　　比如-ist，一般说的“xx主义者”没错，但涉及到政局便有不同。“议会中的国际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各占半数”就明显别扭，符合习惯的翻译是“议会中的国际派和本土派各占半数”。还有international community，翻译为“国际社群”会笑掉大牙，约定俗成的翻译是“国际社会”，虽然community似乎和society一点关系也没有。

　　哪个人告诉你-ist翻译为“派”，哪本书告诉你community翻译为“社会”?没有，全靠译者平时用心，吃百家饭。如果没吃过百家饭，译文不自然、不地道就是必然的结果。我之前翻译《精通正则表达式》就吃过亏。

　　《精通正则表达式》的作者是美国人，大概美国人都对车很了解，所以原作者在讲解“水面下”的正则表达式匹配原理时，大量使用了汽车的例子：打开引擎盖，这里是分电盘，那里是变速箱……。

　　可惜，等我能把发动机舱里的东西都分得清楚，是交稿两年之后的事情了。在翻译的时候完全不熟悉车主们的行话，所以transmission到底翻译为“变速箱”还是“传动机构”，似乎总说“变速箱”也有点别扭…… 所以今天再看这段译文，虽然花了不少心思，还是不够地道。

　　不但国内有百家饭，国际上也有百家饭。我就见过译文里出现的“日本外交部长”。没错，foreign minister通常的翻译正是“外交部长”，“日本外交部长”干的确实是“外交部长”的活。但译者需要知道，在日本这个职位有专门的称呼，叫“外相”或“外务大臣”。由此类推，日本内阁的Chief Secretary也不是“秘书长”，而是“内阁官房长官”。

　　百家饭不只关系当下，还涉及历史。同样的概念，不同时代的称呼也不同。麻烦的是，一般词典并不会涉及“历史称呼”，所以更要靠译者平时留心。比如foreign affairs，如今大家都知道叫“外交事务”，往前倒推一百多年，晚清的说法是“洋务”，再往前几十年，就得叫“夷务”。不懂得这些，译文就会显得跳脱、错位。

　　译者怎么能懂得各种领域的行话?没有太多好办法，只能平时自己多留意，把各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起来。

　　美在你心中

　　毫无疑问，在当今社会，翻译是个“辛苦而不赚钱”的活。翻译的稿酬，二十多年来始终停留在每千字60-80人民币。

　　我自己在状态**好的时候，翻译速度充其量也只有每小时一千字。这还不算上之前阅读、之后审校的时间。更要命的是，这样的“神勇状态”，一天充其量只能维持2-3小时，维持这2-3小时的代价是整天疲惫不堪。

　　辛苦而不赚钱，更“奇怪”的是，不管翻译得好与不好，所得报酬几乎没有差别。所以，相当部分的译者选择了“体谅”自己，暗地里放松了对译文的要求。毕竟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个细节都要去抠，去苦苦思索，去反复推敲，实在得不偿失。许多“不妨碍理解的蹩脚译文”，也就此诞生。

　　什么是“不妨碍理解的蹩脚译文”?就是表达很奇怪，虽然明白意思，但读来总觉得别扭。上文已经举了若干例子，不过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

　　比如“他朝飞机发射了三颗子弹”。简直可以从译文里直接看到原文：He fired 3 bullets to the plane。能看懂吗?能看懂。别扭吗?别扭。那么不别扭的说法是什么?仔细想想，应该是“他朝飞机开了三枪”。为什么不容易想到，因为语言不通，描述同样现象的认知角度不同。

　　再比如“他个子不高，大家都叫他‘小人汤姆’”。能看懂吗?大概能看懂，说的是体格小巧。别扭吗?别扭。虽然有“小人国”的说法，但“小人”单独出现，通常是指品格不高尚，用来形容体格就显得挺怪异。那么不别扭的说法是什么?仔细想想，“小个儿汤姆”就顺口多了。

　　无论把“发射了三颗子弹”改为“开了三枪”，还是把“小人汤姆”改成“小个汤姆”，可能都免不了花工夫思量，而且收入多半不会增加，也不一定会得到特别的赏识。唯一的驱动力只能是译者内心对美的追求：这样是美的，那样是不美的，我们应该追求美，哪怕并没有现实的好处。

　　我只能找到“内心对美的追求”这个原因，尽管这或许是对译者的苛责。普通人说话写文章，错就错了，甚至错着错着就成了约定俗称的表达。不信你搜搜看，现在有多少人把“义正辞(词)严”写成了“义正言词”，把“攻城掠地”写成了“攻城略地”。虽说相差十万八千里，形式、意思都乱套了，但是这并不影响大家日常使用。作者这么做大概无可苛责，译者却享受不了这种“特权”。

　　张大春先生曾写过《用字不妄》，讲的是虽然如今火星文发达，仍然有不少人向他请教，斟酌计较于字、词的选择，纠结于字词的细微差别。说话发帖不难，查字典也不难，字斟句酌所反映的，恐怕不是一个社会所能积聚的文字学专业素养，而是社会大众愿意讲究文字的意愿和好奇心。

　　“行路不难，只是辛苦。问路实难，它决定了旅程长远的价值”。好的译者，不该放弃内心对美的追求。

　　本文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