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本名为《惊心动魄的17天》的书中，作者将“Sun Yat-sen University”译为“双鸭山大学”。双鸭山市其实在黑龙江，而且人家盛产煤矿。不知道作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过?口头这样调侃无所谓，但印刷品上这样标明，难免会有误人之嫌。

　　像这样的“翻译笑话”在学界，也曾发生过不少。比如大家熟知的“常凯申”、“门修斯”，而这类笑话无非都是“回译”惹的祸。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样的翻译错误是如何产生的：

　　回译即是将A语言的译文B翻译成A语言。回译就是翻译者将从一门外语中借来的词翻译成这种外语，反之亦然;回译是由国内和外面世界文化交流引起的，许多单词尤其是科技词汇都是通过直译、音译、补充、解释等翻译方式形成的外来语，对这些词汇的回译力求源语言与目标语言间的统一与一致。回译可分为两种：术语回归回译和翻译精确性测试回译。

　　在2008 年10 月出版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国内、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将Chiang Kai- shek 译为“ 常凯申”，成为国内名校制造的又一起学术笑料。

　　原来Chiang 为“ 蒋”的威妥玛拼音，Kaishek为“ 介石”的粤语拼音。威妥玛拼音也成“ 韦氏拼音”，是由英国人Thomas FrancisWade 于19 世纪后期制定，被普遍用来拼写国内的人名、地名。新国内制定、推行汉语拼音之后，国内不再使用韦氏拼音法，但至今韦氏拼音法仍在西方学术界较为流行。

　　Chiang Kai- shek 其实就是蒋介石的“ 韦氏拼音”写法，而王奇却将其直接音译，结果闹出了笑话，蒋介石因此被人称作是“常公”。

　　原来是蒋介石翻译成Chiang Kai- shek ，在翻译回来就成了常凯申了。

　　还有哪些经典的回译错误?

　　1.昆仑：“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毛泽东的词作《念奴娇·昆仑》脍炙人口，不过，当它由德文被一名副教授译成汉语后，作者竟成了“诗人昆仑”。

　　2.孟修斯：“门修斯”是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译本中孟子(Mencius)的不规范译名，因译名极不规范且广为人知，所以，“门修斯”就成了一个典故，专门用来指代错误的译名。

　　3.桑卒: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200 6年3月**版)在译本的第105页上，出现了对于孙子译出“桑卒(SunTzu)《战争艺术》”的字样。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翻译人名时如何避免常凯申式错误?

　　翻译人名时要注意些什么?

　　翻译中经常要遇到一些人名，看起来似乎很容易处理，只要按拼读规则念出来对应到接近中文字符即可。

　　大家通常注意的只是一些约定俗成的用字，如女士名用“莉”、“莎”之类，所以雅虎现任首席执行官的名字翻译为“梅丽莎”而不是“梅力沙”，反过来，“亚历山大”不能写成“亚丽山大”。

　　不过名字的翻译也没有那么简单，就我所见，译文在名字翻译上出的差错并不少见。为此，我总结了人名翻译必须注意的几条建议，如果译者能注意到这几点，大多数错误都可以避免。

　　1、名字翻译的**条建议是，不能望文生音，遇到不熟悉的名字一定要查证读音再翻译。

　　如今的译者大部分都熟悉英文拼读规则，所以面对“规范的”英文单词，多半可以读个八九不离十。

　　然而不是所有单词都是“规范的”，尤其是直接从其他语言中“照抄”过来的单词和用英文“模拟发音”的单词，往往都不能直接按照英文拼读规则来发音。

　　“拿破仑·波拿巴”的“波拿巴”写作Bonaparte，不能望文生音读作“波拿巴特”;“戴高乐”写作de Gaulle，不能望文生音读作“德盖勒”。

　　还有一些名字看起来很熟悉，其实只是拼写相同，在不同语言中发音是有差别的，如Louis普通翻译为“路易斯”，但如果是法国名字则应当翻译为“路易”，因为法语的Louis发音与英语不同。

　　2、名字翻译的第二条建议是，名字的翻译必须遵循惯例。

　　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些公认名字的中文翻译与英文原文相差不少，**典型的是国家名：Deutsch翻译为“德意志”，France翻译为“法兰西”，Europe翻译为“欧罗巴”，American翻译为“美利坚”。

　　这些名字虽然都是音译，但当时中文的发音不同于今天的普通话，而是类似今天闽粤某地的方言(大致如此，没见到特别可靠的详细考证)，从久远的年代流传下来，变成了约定俗成的译名。如今的译者如果要别出心裁，重新翻译德国、法国、欧洲、美国的名字，即便更“准确”，还是会给读者造成不少困惑。

　　估计这样做的译者不多，但不理会约定俗成的译名，翻译时“别开天地”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比如Hume公认翻译为“休谟”，有人却翻译为“胡姆”;Bentham公认翻译为“边泌”，有人却翻译为“贝瑟姆”;Fabian公认翻译为“费边”，有人却翻译为“法比恩”;Buick公认翻译为“别克”，有人却翻译为“布依克”。

　　凡此种种，经常会让读者摸不着头脑——“伟大哲学家胡姆的学说”，到底是什么呢?“美国人买布依克轿车是爱国的表现”，又是为什么呢?

　　3、名字翻译的第三条建议是，人名不宜多变。

　　与中文人名不同，外国人名经常分好几部分，而且不必姓名一起念，经常是分开来念的。比如叶利钦的全名就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马克思的全名就是“卡尔·马克思”。

　　按照中文的习惯，大家记忆“叶利钦”、“马克思”之类的名字更明确也更容易。然而在英文中，对同一个人称呼却是可能变化的，有时候用“鲍里斯”来称呼叶利钦，有时候用“卡尔”来称呼马克思。

　　也许外国的读者更容易记忆全名，所以看到“鲍里斯”马上知道这是叶利钦，看到“卡尔”也立刻明白这是马克思，但中文读者通常没有这么敏捷，有许多人需要认真想想，甚至翻翻前文才能知道，还有些人则根本闹不清楚。

　　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原文中变换的称呼没有特别的含义，则译文中保持人名的一致性是不错的选择。否则，可以遵循原文变化称呼，但**好用译注的方式告知读者，如“卡尔(这里称马克思为卡尔，是表示亲昵)”。

　　另外，外国许多名字有简称，如Jeffrey(杰弗瑞)简称为Jeff(杰夫)，Catherine(凯瑟琳)简称为Cathy(凯茜)，轮换出现同样会导致读者的困惑，所以在翻译时建议也按照上面的原则来处理。

　　4、名字翻译的第四条建议是，如果代词较多，应尽量具体化。

　　英文里的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有he, she, it三种，无论是从读音还是拼写上都有很大不同，绝对不会混淆。

　　然而中文的“他”、“她”、“它”不但形似，发音更是完全一致。结果，英文中无比清楚的句子“John might never see Mary's family member again, nor she his parents”，翻译为中文就成了“约翰可能再也见不到玛丽的家人了，她对他的父母也是如此”。

　　如果读者能看到文字，或许还可以仔细分辨意思，若是只能仅从声音判断，几乎一定会满头雾水。这种情况下，译者应该果断将代词具体化，把“他”和“她”准确还原为指代对象——“约翰可能再也见不到玛丽的家人了，玛丽也可能不会再遇到约翰的父母”，就毫无混淆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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