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数据，2010-2018年出境旅游人数逐年上升且增长迅速，2018年出境旅游人数已达14972万。据经济参考报消息，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和境外旅游支出在2014至2017年均居世界**位。

　　而这只是我国对外交流中的一小部分。随着全球化进程和我国的改革开放，各个领域的中外交流愈发频繁，而这种交流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离不开翻译活动。

　　“不要看不起译者，他们是传播文明的驿马。”1830年，普希金在笔记中这样写道。当翻译家刘文飞把这句话翻译成汉语时，他惊喜于这种奇妙的巧合：在汉语中，译者的“译”和驿马的“驿”不仅同音，而且在词源、词形和词义上也很相近。“用在驿站间往复奔波的马儿来形容译者，这里面能品味出某种艰苦和辛酸，甚至是束缚和无奈”，刘文飞在一篇文章中感叹译者这匹“马”的艰辛，“既要有出众的能力还要有忍辱负重的秉性，日复一日的奔波只能换得微薄的粮草，还得时刻提防路途中遍布的坑洼与沼泽”。

　　他又接着写道：“驿马自有驿马的生活和使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甘甜和欣悦，它毕竟是在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学之间游走，行程本身已然精彩纷呈，更何况还有它们经年累月搬运、堆积起来的一座座金山呢。”

　　保护语言多样性

　　语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沟通、教育、社会融合和发展的工具，也是每个人独特的身份、文化历史、传统和记忆的载体。联合国重视保护语言多样性，认为尊重世界各国的文化和语言多样性是弘扬开放、公平和对话精神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然而，尽管有着巨大的价值，全球各地的语言仍然在以惊人的速度消亡。为此，联合国大会宣布2019年为国际土著语言年，以提高人们对土著语言的意识，不仅让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受益，也让人们了解语言对全球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有着重要的贡献。

　　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一场辩论会上，口译员正在工作。

　　一个人使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的权利是思想、见解和言论自由，获得教育和信息的机会，就业，建立包容性社会以及《世界人权宣言》所体现的其他价值观的先决条件。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可以用母语生活而不受任何约束或偏见，但事实上并非每个人都是如此。据联合国估计，全世界估计有6700种语言，在教育系统和公共领域中占重要地位的语言，实际上只有几百种;数字领域中使用的语言，更是不到100种。在全球范围内，40%的人口无法用他们的母语接受学校教育。每两个星期就有一门语言消失，并带走与之关联的整个文化和知识遗产。

　　有40%的语言面临消亡的危险，其中大多数是土著语言。非洲大陆的1000种土著语言都需要紧急援助以免灭绝。土著语言代表着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大部分，数千年来发展和积累了复杂的知识和文化体系，有助于我们应对未来的全球挑战。然而，由于讲这些语言的社区面临同化、强迫迁徙、教育劣势、贫困、文盲以及其他形式的歧视和侵犯人权行为，这些语言中的许多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这些文化宝藏的消失将剥夺土著人民为世界增加的丰富多样性，以及他们做出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文化贡献。更重要的是，这将对有关土著文化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纽约语言学家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认为，让这些语言存活是一种道德责任。他主张各国、各地政府采取更多行动，阻止以口头和文字形式记载的人类历史和记忆的不可替代的碎片消失。他坚信，只要做出努力，土著语言消亡的趋势完全可以得到逆转，但“肤浅的改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将语言死亡看作其他社会问题的一种症状。它不是根本原因，但却是失去自治、失去以传统方式生存的能力的症状。”他认为保存濒危语言的根本问题在于土著人民对土地、领土和资源的集体权利。“我们必须支持土著人民的自治，并让他们以一种可以让其语言持续并发展的方式生存。”

　　翻译的过去：与华夏文明史一样久远的历史

　　翻译活动拥有悠久的历史。从一种人类语言到另一种人类语言的**种翻译可能是《吉尔伽美什史诗》，写于公元前2000年苏美尔人的陶土板上。国内的翻译史则可能与华夏文明史一样久远。

　　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臧仲伦在《国内翻译史话》一书中介绍道，根据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可以推断出夏商时期、甚至史前时期已有翻译活动存在。有文献记载的翻译活动仍可追溯到公元前十世纪至十一世纪，古书《册府元龟》中记载越裳国为表示友好，经过三道翻译，向周公进献珍禽拜雉(即山鸡)。我国**早出现的翻译文字则是诗歌，西汉刘向的《说苑·善说》中记载的《越人歌》即是很好的翻译作品。

　　我国**次翻译高潮产生于汉代，盛于唐，延续至宋，历时一千多年，以佛经翻译为主。这一时期不仅逐渐产生了有组织、有规模、有系统的翻译活动，而且出现了关于翻译理论的研究。《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玄奘就是一位佛经翻译家。他精通梵文(古印度语)，学贯中西，致力于佛经翻译达十九年之久，翻译作品数量多且质量高，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国内佛教三大翻译家。

　　自佛教初传时，我国就有佛典中关于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内容的翻译和传习，历代也都有科技知识的输入和输出。得益于外国传教士和国内士大夫的合作，科技翻译在明清时期达到高峰。梁启超说：“国内知识界和外国知识界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次，明末的历算学便为第二次。”

　　到晚清时期，出于维新救国的需要，我国翻译界又兴起了一次翻译高潮，大量翻译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严复可谓是国内思想史上**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翻译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天演论》中写道：“译事三难：信、达、雅”，**次提出了明确的翻译标准，且至今被广泛接受。

　　《国内翻译史话》，臧仲伦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

　　此后国内翻译事业继续蓬勃发展，鲁迅、郭沫若、瞿秋白、傅雷、杨绛、草婴、朱生豪、钱春绮、柳鸣九......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起桥梁。

　　翻译的未来：机器翻译会取代人工翻译吗?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机器翻译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其准确度也在不断提高，对翻译行业构成了一定冲击。对机器翻译的前景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其中“机器不可能替代人工翻译”的观点目前占主流，尤其在翻译界。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李长栓在《机器可以取代人工翻译吗?》一文中明确表示，“要想通过机器翻译，实现自然语言的处理，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永远没有实现的一天”。

　　这一派观点的主要论据是机器人无法识别或无法断定某个词或某个句子的确切含义，尤其是在特定语境下的意义。李长栓文章列举 mission 一词有“使命”和“使团”两个意思;defendants 一词在刑事文本中是“被告人”的意思。但在民事语境下是“被告或原告”的意思。李长栓认为，“这些微小差别，更是不能指望机器分辨出来”。

　　然而，复旦大学教授蔡基刚在《AI 时代，高校翻译专业会消亡吗》一文中针锋相对地提出，“随着机器翻译时代的到来，高校翻译专业必然走向消亡”。他认为技术文本和政治文献的机器翻译替代人工翻译在未来几年就可能实现，机器翻译译文总体质量超过职业译者也是必然的，甚至文学翻译也同样如此。

　　他指出，机器翻译发展到今天已到了第三代即神经机器翻译(NMT：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其根本原理就是根据语境化原则建立海量的分门别类的语料库来处理。机器翻译是专门性的，需要一个巨大的语料库，即专门机器把特定文本尽可能多地收集起来建库;还需要一套可操作的、给原语语料加工对齐的语言标准，包括词汇和句子结构两大部分。通过反复让机器学习和训练，语料库文本不断完善，翻译的准确率不断提高，且翻译内容越专业、场景或任务越固定、标准越统一，翻译准确率就越高，“达到95%乃至100%也并非不可能”。

　　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教授朱迪斯·伍兹沃斯(Judith Woodsworth)则强调机器会犯很多错——宾馆的指示、公交上的标语、商品的使用指南，蹩脚的语言随处可见，不利于人们更好地交流。“也许机器可以让翻译过程更迅速，但我们还是需要译员做更多工作，译员依然会是不同国家之间交流的中介。”而且机器翻译依赖于过去译者的翻译以及人工优化结果。“人工智能不能够**终解决问题，因为它依然需要人类来开发和进化。”尤其在文学作品领域，人工智能更不能代替人类，因为文学作品的翻译每次都是原创性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青年长江学者马会娟也强调，“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其中创造性的因素是机器翻译代替不了的。”机器翻译能够取代一些机械的翻译工作，特别是非文学材料的翻译，也能够帮助讲不同语言的人们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帮助理解文字的大概意思;但是在准确度和创造性方面，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说人工智能能够代替人工翻译。她乐观地认为，人工智能能够把译者从一些机械、枯燥的翻译工作中解放出来，让译者从事更富有创造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