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文化交流，翻译必不可少，但新时代对翻译有了新要求。这就是译者要努力成为升级版翻译家，或者说翻译2.0。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现在翻译面临来自三方面的压力，姑且不说它是挑战，只说是压力。

　　**个压力，是市场需求的变化。翻译是供他人使用的，它的成果必须通过传播被受众接受了，翻译的价值才能实现。于是，翻译成果进到了传播领域，它的属性和规则就发生了变化，在学术领域，翻译成果是作品，是思维的再创作。但到了传播领域，它就兼具有商品的属性，就要遵循市场的规则，也就是追求传播效果的**大化。通俗地说，就是希望多卖快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现在市场上就出现了三种时尚的翻译模式。

　　一是快餐翻译。在信息化时代，有些人对翻译，只要求信息的快捷传达，而不拘泥于文字的严谨对应，现在各地翻译公司中，就有不少是快餐翻译的客户。二是网络众包。翻译过去通常是个体独立的思维劳动，一本书独自翻译，往往要一年或几年完成。现在依靠网络，实行众人碎片式的流水作业，网上称作众包翻译。一部作品，网上征集译者，经过挑选，各人分工翻译，**后统一梳理定稿。其质量自然难**，但它凭快取胜，早上市就先占领市场。其利弊任人评说，反正这就是市场现实。三是连译带改。这主要是在“中译外”中出现的现象。莫言作品有多种被译成外文。它的英译本译者，是著名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夫妇。为了让美国读者更好理解莫言作品，葛浩文在翻译中,往往要改动莫言原著的某些文字。如《天堂蒜薹之歌》，英文本的结尾，都被改成了与原著相反。因为葛浩文这种改动，是得到莫言同意的，所以在法律上没有问题，但在如何对待翻译上，却存在着争议。

　　第二个压力，是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一点无需多解释。只要知道，装有某翻译软件的手机，现在拥用四十多种不同语言的即时翻译功能，就连好几种中文方言，也可以即时译成英文与人对话。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用不了几年，手机也可不用，衣服上装个钮扣，也许就可以与老外顺利交谈。总之，一般的对外社交和非专业的文字，人工翻译难免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第三个压力，是读者阅读方式的变化。当今社会什么事都求快。在盛行微信、微博、微视频的微时代，许多人阅读，往往有个按快捷键和刷屏的习惯。遇到太长的文字，一按一滑，多少页就翻过去了。像普鲁斯特、奥斯汀那样拖泥带水的写法，如今不少人恐怕是没心思细读。这就给译者带来一个难题：对译文要不要和可以不可以酌情删节。对这个问题，很难有正确答案，我只列举几起案例，供大家自行判断。

　　对于公版书，译者想删节,没有法律上限制，只有学术和道德上的自律。不少名家的中译本，按照译者自己审美标准的取舍，多有所删改。如朱生豪将《莎士比亚戏剧集》原著的诗体，改译成白话体。傅东华《飘》的译本，对原著的某些无关紧要的冗叙，也多作了删节。**典型的就是杨绛《堂吉诃德》的译本，比其他人的译本少了7万多字。有人指责前者是节译本，为此事，我专门向杨绛先生作过征询。她答复说，当年塞万提斯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西班牙很流行找名人写诗替自己吹捧，原著前面有十几首自我吹捧的诗，好多外国译本都不译，所以她也不译，避免大家误解塞万提斯爱自我吹牛。另外根据唐朝名家刘知几对文字“点烦”的方法，她也对《堂吉诃德》的译文，加以适当“点烦”，文字虽少了，但意思丝毫没有减少和改变。后来我问过人民文学出版社西班牙文编辑胡真才，他对照过不同译本，认为杨绛的译本，意思没有改变。还举例说，有一句话，别的译本用了14个字，杨绛只用了8个字。用“点烦”的方法处理中译文，这是杨绛翻译观的选择，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我知道，杨绛这个译本，得到了西班牙国王的勋章，迄今累计已销售80多万册，是所有《堂吉诃德》中译本中**受读者欢迎的。凭这两项成就足以表明，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是成功的。

　　至于非公版书，对其删节与否，那可就复杂得多了。我也举出删与不删两种不同结果的案例。上世纪90年代，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法籍华人、著名钢琴家周勤丽的回忆录《花轿泪》，此书曾被译成十几种文字。作者曾是上海大资本家周聘三的儿媳妇，中译者是译林社的韩编辑。因为书中有一段被性侵的文字未作删除，周家两个分别在美国和巴西的亲属，认为此书侵犯了周家名誉。因作者在法国，不好告，就到南京起诉译者韩编辑。作者在序言中曾写明，感谢译者的忠实翻译。法院委托南京大学法文教授审核过，也认为韩编辑的译文无误。按理说译者无过错，但江苏高院终审判定译者韩编辑败诉，罚赔1万元。败诉的理由是，这是中译本，国内读者会联想到这是发生在上海周家不光彩的事。译者没有预见到其译文会对周家的名誉造成伤害，因此必须承担过错责任。对此判决，译界均持异议，季羡林先生甚至说是“荒唐”。但现有法规没有对译者责任的明确规定，江苏高院的这次判决，很可能成为今后评判这类案件的参照先例。这是不删节惹的祸。

　　综上所述这三方面压力，都对传统翻译家提出了新课题，该如何应对?依笔者愚见，就是要包容，升级，坚守。

　　所谓包容，就是立足传统翻译的立场上，要对市场需要、法律不禁止的不规范翻译模式，如快餐翻译、众包翻译等，采取包容和引导的态度。市场有多种不同需求，精英与草根，各有所需，他干他的，你做你该做的，只要不违法，就各行其道。

　　本文重点谈升级。传统的译者包括外语工作者，都要认真关注新时代如何升级。

　　首先翻译理念要转変。外语已不像过去那么神秘，懂外语尤其是懂英语的人越来越多了，外语这个饭碗，不是少数精英就能垄断。只会听说写已经不够了。必须明白，新时代懂外语，只是掌握了一种“工具”，便于去探索和研究跨文化时代的文明创新。因为大学各专业的毕业生，现大多都掌握英语，所以当前报考纯英语专业考生的热情有所下降，这也许也是一种预兆的信息吧。

　　其次要面对新服务对象。杨绛先生曾比喻说，翻译好比“一仆二主”。说译者是一个仆人，要伺候作者和读者两个主人。这个比喻很形象，也很经典。但现在情况变了。依我看，要变成“一仆三主”。主人除了作者和读者，还要加一个出版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第三个主人厉害啊!它可以决定一本书出不出，怎么出，译者不听他的，书就没法出。葛浩文先生9月底在上海外语大学做报告时就坦言，他翻译国内作品，并不看哪个作家名气有多大，而是先把作品送给美国有影响的文学代理人审阅，经文学代理人推荐，并得到出版商接受出版之后，他们夫妇才着手翻译。对引进版也大致如此，也是先经出版社认可，或由他们买到了版权之后，译者才有可能从事翻译。

　　再次翻译操作要更加谨慎。因为低端的翻译，可能被快餐翻译或人工智能替代了，轮到需要人工翻译时，大多是高端、复杂、精确度或艺术性要求很高的精品。这就需要翻译家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发挥译者主观更周到的判断性和更灵活的能动性。诸如选作者，选作品，与三位“主人”沟通，要不要和怎么删节,如何在坚持翻译原则与市场需求之间寻找**佳平衡,以及怎样运用数字新技术为我所用,等等,都需要翻译家作出合情合理合法的判断，充分发挥和施展“仆人”在翻译全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所有这些，都是升级的要求。

　　**后还要强调，在包容、升级的同时，还必须牢记坚守。强调坚守，就是不能放弃翻译事业的职业底线。翻译学是门科学，是为促进世界交往和国际文化交流服务的。既然选择了翻译事业，就必须坚定地要做个中外文化的架桥人和传播世界文明的使者。要坚守翻译学的宗旨和信念，恪守翻译职业道德，牢记译者姓“文”，不姓“钱”。升级不纯是致富的手段，而是适应新时代，丰富自己的知识，让自己的智慧更加放飞，尽力为巴别塔通天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