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技术在实践中应用广泛,但其理论研究却少有突破。本文阐述了技术转向的定义和内涵,分析了翻译技术与翻译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的脱节现象及其原因,详细论述翻译技术为翻译理论开创了新的研究视野,包括新领域、新对象、新维度、新的研究方法等,并绘制了翻译技术研究图谱。

　　关键词：技术转向; 翻译技术; 翻译理论;

　　21世纪见证了翻译技术的飞跃式发展。由于翻译技术具有提高翻译效率的突出优点,从而在翻译实践中得以广泛应用,并进而对翻译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善伟认为,翻译技术早已成为翻译实践的规范、翻译研究的重要部分、翻译教学的新范式和翻译行业的主流趋势(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1)。国内外学者纷纷指出,翻译界已经出现了技术转向(Cronin 188; O’Hagan 503-18;Zhang and Goh 449-58;张成智、王华树104-39)。在此背景之下,不少学者明确主张,翻译技术应当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Alcina 79-102)。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强调,翻译技术一直被主流翻译学界所忽视,而且翻译技术也没有给翻译学带来理论突破(Munday,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15; O’Hagan 503-18;Ikilem and Balkul 100-108)。由此可见,学界对于翻译技术在翻译学科的定位与发展依然存在质疑与争议。本文将结合翻译学技术转向的宏观背景,分析翻译技术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冀以厘清争议,并推动以翻译技术发展为契机的理论研究,促进翻译学理论突破。

　　一、翻译学的技术转向

　　翻译学的技术转向是指随着信息技术、计算语言学、术语学等学科发展,翻译实践发生了从纯人工翻译,到人工翻译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变化,从而引发翻译理论研究的变革(张成智、王华树106)。20世纪的翻译研究曾经历六七十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和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转向,“致使有些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曹明伦1),出现了辛格所见之鸿沟(Singh 66),将翻译实践迫入窘境,把翻译理论研究逼进“死胡同”(张南峰15),进而对翻译学科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技术转向则不同,因为翻译技术发于实践,兴于实践,并反刍理论,是理论与实践之间天然的粘合剂,使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得以弥合,从而夯实翻译学的学科基础。克罗宁较早提出了技术转向这一概念。他指出,翻译学之所以出现技术转向,不是因为相邻学科的理论发展,而是当今世界翻译实践发生巨大变革的一个结果(Cronin 188)。这导致传统的翻译和译者的地位需要重新审视。张霄军、贺莺指出技术为口笔译工作者和术语专家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翻译技术改变了译者的工作模式,并认为翻译学出现了技术转向(74-77)。但他们均没有论述技术转向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

　　欧哈根(M. O’Hagan)指出,翻译学已出现技术转向,翻译技术对翻译理论的影响日益显著(503-18)。的确,在翻译实践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翻译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日益紧密,不可分割,欧哈根指出了翻译技术对于翻译理论的潜在价值,可惜她对翻译技术如何为翻译理论研究带来突破,依然语焉不详。

　　张成智分别从翻译工具的大量涌现与广泛使用、CAT课程的普遍开展,以及翻译技术相关研究日益增多等四个方面,论证了翻译学的技术转向,并分析其对翻译学的深远影响(104-18)。但没有论述技术转向之后,翻译技术对翻译理论研究的方向性指引。

　　二、翻译技术与翻译理论研究之脱节

　　翻译技术的广泛应用,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影响。曼迪(J. Munday)坦言,尽管翻译技术并不代表一种新的理论模型,但是技术的出现和普及已经改变了翻译的实践模式,影响了翻译研究,从而对翻译理论产生影响(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268)。令人遗憾的是,翻译技术发展至今,已经渗透到翻译实践的方方面面,翻译技术与译员和译文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密,但是翻译技术本身对翻译理论的贡献相对较小,迄今为止也没有给翻译研究带来重要影响。个中缘由,引人深思。

　　毋庸置疑,翻译技术是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主流翻译理论对于翻译技术的普遍应用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Munday,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15)。威廉姆斯(J. Williams)认为主流翻译理论没能认识到技术对于翻译的巨大影响,没有完全将翻译技术纳入其研究视野,因为翻译技术的发展和更新与翻译研究学者没有什么关系(79)。翻译技术的进步更多是市场需求推动的结果,而非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这也导致翻译研究学者不愿意使用翻译技术,而且一些翻译技术产品的研发目的并非仅仅满足翻译活动的需要,它们自然也不会引起翻译理论研究学者的关注。

　　欧哈根直言,翻译理论与翻译技术方案的研究者之间的交叉融合极为有限,甚至彼此之间形同陌路,这导致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技术研究的各自独立发展(O’Hagan 503-18)。诚如斯奈尔-霍恩比(M. S. Snell- Hornby)所说:术语学、语言技术(翻译记忆系统)等领域一直保持独立快速发展,它们没有借助翻译学,而是利用了邻近学科(例如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大多数翻译技术不是由译员、翻译研究学者开发的,甚至也不是由翻译行业开发的,他们只是翻译技术的运用者(134)。一方面,翻译技术研究对技术施与翻译理论的影响也欠缺思考。在翻译技术专家的眼里,当代翻译理论的视野略过狭窄。柯坦(C. K. Quah)说,翻译技术研究的大量文献侧重于计算机和工程角度,而忽视了翻译理论的作用(42)。另一方面,正如皮姆所言,当前翻译理论主要关注文学翻译,还在纠结是否忠于原文和原作,这导致翻译理论不能解释已经广泛采用翻译技术的翻译实践过程(转引自潘平亮61-64)。在大量新型翻译现象面前,传统翻译理论的解释力略显苍白。

　　三、翻译研究新视野

　　翻译技术的出现变革了传统的翻译实践模式。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翻译一直是完全由人工完成的。进入21世纪,翻译技术日趋流行。它大幅提高了翻译速度,保障了翻译质量,适应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满足了市场的庞大需求。从人工干预的角度来看,现在所有的翻译几乎都是在计算机辅助下的翻译行为(Chan, Translation Technology2)。译者靠一支笔、一张纸工作的时代已经远去了。翻译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给翻译实践带来了巨大变革,也给翻译研究打开了新视野。

　　(一) 翻译研究新领域

　　阿尔辛那(A. Alcina)认为翻译技术已经成为介于计算机科学和翻译学之间的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79-102)。有学者则主张翻译技术已经成为翻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陈善伟提出了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这一概念,并将其分为理论性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实践性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和应用性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1。但是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内容如何,在翻译学中的地位如何,大多缺乏进一步论述。为厘清翻译技术研究的范畴和定位,首先需要回顾翻译学的学科范畴。图里(G. Toury)(10)根据霍尔姆斯(J. Holmes)(172-85)的描述, 绘制了翻译学的图谱,如图1所示。

　　图1 Toury 翻译学图谱

　　该图谱将翻译学分为两个主要分支: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可惜两者都没有提及翻译技术。翻译辅助(Translation aids)与翻译技术**为相关,但霍尔姆斯把它分成了两类:词典和术语辅助(lexicographic and terminology aids)以及语法(grammar),两者都和当前的翻译技术存在天壤之别(181-82)。柯拓展了霍尔姆斯图谱中关于应用翻译学(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的部分(42),她特别强调了翻译技术,如图2所示。

　　图2 柯的应用翻译研究图谱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柯把翻译辅助(translation aids)替换成翻译技术,因为她认为翻译辅助不再局限为词典和术语辅助以及语法,而应当反映翻译行业的**近进展和趋势。可惜,无论是自动翻译工具,还是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都是工具而已。而翻译技术研究作为应用翻译学的一个分支,不应当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工具应用的层次,还应包含更丰富的内容,例如翻译技术应用、翻译技术教学、翻译技术与伦理、翻译技术发展史等,如图3所示。

　　图3 翻译技术研究图谱

　　翻译技术本体研究是指对翻译软件和工具本身的研究,包括其功能、特色等的比较分析研究。翻译技术应用研究包括各种对翻译软件和工具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研究,翻译技术伦理研究是指在新型翻译实践中,对译者、翻译技术工具和译文之间的伦理关系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研究,翻译技术教学研究是指对翻译技术相关课程的教学和培训研究。翻译技术发展史,顾名思义,是对翻译技术发展的历史进行的总结梳理研究。

　　(二) 翻译研究新对象

　　信息时代的新技术也创造了新的文本形式,并对翻译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本地化就是其中的典型。本地化是对产品或服务进行修改以适应不同市场差异的过程(崔启亮、胡一鸣2)。其处理对象主要包括计算机软件、网站和手册文档等等。本地化工程需要使用大量的技术工具,和传统的翻译有较大的差别。此外,电子游戏和手机应用翻译、影视字幕翻译等等,与传统的翻译项目相比,均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和迥然不同的质量要求。可以预见,随着科技的发展,还会不断出现新的翻译类型,例如虚拟现实等,可以说它们是翻译学界不可忽视的研究新对象。

　　翻译学的技术转向也给翻译学带入了一系列新的学科术语,比如记忆库、术语库、预翻译、模糊匹配、匹配率、本地化、译后编辑等。古今中西的传统翻译理论不存在这些术语,也无法解释这些术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翻译技术广泛应用产生的结果。它们的出现改变了翻译研讨及翻译实践的方式(陈善伟,《翻译科技新视野》327),不仅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话语体系,还增加了翻译研究的主题,拓展了翻译学的理论纵深与宽度。

　　(三) 翻译研究新维度

　　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主要有五个维度,即原作、译者、译作、原作读者和译作读者。这基本覆盖了翻译实践的完整过程。但是翻译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翻译实践。从译前、译中到译后,各种文本体裁的翻译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翻译技术的深度参与。可以说翻译技术已经成为了翻译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在新维度的关照之下,传统翻译理论的许多核心概念都遭到了新的挑战,例如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目的、翻译原则、翻译标准、翻译质量、翻译伦理、翻译教学等。从翻译技术的维度来看,很多翻译话题都会得出新颖的观点和结论。

　　以翻译能力为例,传统的定义大多忽视了译员运用翻译技术的能力。如哈迪姆(B. Hatim)和梅森(I. Mason)认为翻译能力包含:原文处理能力、转换能力、译文处理能力(205)。苗菊则认为翻译能力应该包括:认知能力、语言能力、交际能力(47-50)。随着翻译技术在翻译实践中的广泛应用,译者应用翻译技术的能力变得日益重要。王华树首次系统论述了翻译技术能力,他指出,“翻译技术能力是翻译能力的重要拓展”(121-57)。这反映翻译技术的应用拓宽了翻译能力的定义。

　　(四) 翻译研究新方法

　　翻译技术的进步,使得翻译学得以应用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对翻译过程、翻译质量、翻译方法等进行更加全面、客观的研究。例如使用Translog软件记录译者在机器辅助翻译过程中的键盘数据,包括键入、删除、剪切、黏贴、回车,以及鼠标操作等,可以深入探究译文的生成过程,审视译者的译文起草和修订行为。又如眼动追踪软件以毫秒为单位,详细记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眼球注视屏幕的精确位置和其他注视行为,如注视时长、注视频次、回视等。这些数据可反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方向和重点。如奥布莱恩(S. O'Brien)利用眼动追踪法研究了翻译记忆、机器翻译和模糊匹配对译者认知努力的不同影响(185-205)。这些实际上是翻译研究在方法上的创新。

　　此外,在信息时代由于绝大部分原文和译文都是通过电子形式存储,因此也让翻译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更加容易。欧哈根坦言,随着技术的进步,翻译研究应重新反思其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O’Hagan 503-18)。

　　在技术转向的宏观背景下,翻译技术逐渐成为翻译研究中引人关注的领域之一,但是翻译技术研究与翻译理论研究之间缺乏融合。一方面,翻译技术的发展并未借助翻译理论;另一方面,翻译理论研究也对翻译技术发展缺乏足够重视。这实际上不利于翻译学科的健康发展。翻译技术在实践应用中高歌猛进,为以翻译实践为研究对象的翻译理论开创了新的视野,例如新领域、新对象、新维度,乃至新的研究方法,这实际上为翻译理论的突破创新,提供了想象空间。翻译学界对此切勿小觑。

　　事实上,翻译技术引领了翻译实践变革,这让传统翻译理论的解释力略显滞后。对翻译技术进行理论梳理与反思,已日益迫切。至于翻译技术将把翻译理论带向何方,会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尚未可知。无论如何,翻译技术不应也不会停留在工具应用的层次,而翻译学界也不可忽视翻译技术给翻译实践带来的颠覆性变化,而应从新的维度、利用新的研究方法对翻译学的新领域、新对象、新模式等进行理论思考,促进翻译技术和翻译理论的深度融合,推动翻译学科健康发展。